1978年12月25日的夜晚，京城西山的作战指挥室灯火通明。参谋们在巨大的地图前推演着边境局势，一名少将轻声提醒道：“越军的炮火，今天又有了新的动向。”这看似随意的提醒，实际上反映了半岛南部的紧张局势——离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，仅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。
越南在统一后，野心不断膨胀。从1975年到1978年，越南军队已经向柬埔寨境内推进了200多公里。河内的媒体公开宣扬要建立“印度支那联邦”。柬埔寨急忙向中国求助，而背后苏联也悄悄给了越南支持。在外部扩张的同时，越南国内的排华行动变得越来越激烈。在这两年间，广东和广西边境多次遭到炮击，华侨的生活变得四处流离，商号被迫关闭。面对这些威胁，中国政府再三警告河内无果后，终于做出了决定：“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。”
战争的准备工作非常隐秘。情报部门在1979年1月初完成了对越北部防御工事的侦察，发现高平、谅山和老街三角地区，由苏联工程师参与加固，暗堡、地雷和火力点错综复杂，越南军队的精锐部队，第346师和第312师，分别把守要冲。对此，军委决定分东、西两线同时展开进攻：东线由许世友指挥，目标是高平；西线由杨得志指挥，目标是老街。总兵力达到22万5千人，计划要求“快速进攻，迅速撤离”。
2月17日凌晨，炮火打响。凌晨五点过后，边境的山谷被密集的火光染得通红，伴随着突击号角，步兵们向前推进。不到八个小时，前锋部队已经深入越南境内12公里，但随即遇到了严峻的考验——地雷和“蜂巢式”火力点的密集配合，再加上越军熟练的交叉火力，使得先锋营的伤亡惨重，接近六成。在高平方向的战斗尤为惨烈，越南的第346师凭借对中国军队战术的了解，成功对我军进行“剪刀式”伏击，仅一天，就造成了我方三千多人伤亡。
展开剩余69%就在这时，越南的游击队伍也突然浮出水面。根据越南的战时动员制度，成年男子六成被编入民兵，妇女和儿童也会接受基本的射击训练。高平周围的山谷和村庄成了天然的掩护，许多身穿便装的民兵混杂在难民队伍中，他们主要袭击弹药车和通讯线。战地医护人员回忆称，最难应对的并不是正面交火，而是从背后传来的冷枪和简易炸药。在短短的三天内，修复被炸毁的通信线路的十一个工兵小组几乎全部被替换。统计数据显示，从2月17日到19日，全线的伤亡人数超过了13,000人，这个数字之高，连指挥所的老兵们也始料未及。
面对如此巨大的伤亡，战区立即调整了战术。炮兵不再仅仅集中火力压制正面敌人，而是开始对可疑的丛林和洞穴进行大面积覆盖；山地步兵则改为分片清剿，进行夜间潜伏；火焰喷射器和定向爆破也被广泛应用。2月24日中午，高平城区被各路部队合围并占领，越军的主力虽然并未被完全消灭，但已被迫四散。到3月2日，谅山和老街相继被突破，越军的损失开始急剧增加。
那么，越南军队的伤亡到底有多严重呢？河内政府始终保持沉默。战后，西方军事观察员通过卫星图像、医院收治量以及人口迁移统计等手段推测：越南的正规军和民兵的伤亡总数在9万到12万之间，平均每天损失超过三千人。越军第346师损失了六成兵力，而曾被誉为“钢铁师”的第320B师，在谅山方向的损失超过了四千人。相比之下，我军的伤亡为三万多人，虽然仍然是沉重的代价，但相比最初的巨大损失，部队已经逐渐稳住了阵脚。
3月5日，解放军按照计划开始撤离。随着炮火的渐息，河内街头出现了“黎笋在干什么？”的涂鸦。3月16日，作战总指挥部宣布：自卫反击战任务已经完成，边境恢复了相对的安宁。除了军事胜利，战后还产生了另一种心理效应——越南在中苏两国之间的策略被迫收缩，苏联远东兵力保持静默，而美苏的缓和框架也没有受到影响。
这场战争让我军对现代战争的形态有了深刻的反思。从工事的坚固程度、火力密度、协同作战的能力，到后勤保障和防护，任何一环的薄弱都可能导致惨重的伤亡。部队总结出“前十分钟火力准备不足、三天内对游击战估计不足、撤离时对特工威胁判断不足”的经验教训，这些都被写进了条令。从1980年开始，我军在西北和华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合成化演练，这些演练正是源于这场战火带来的深刻震动。
虽然边境冲突之后还有时有摩擦，但再没有出现过像这次一样，兵力上万的硬碰硬大战。1993年，两国最终签署了陆地边界协议，而当时，许多曾参战的士兵已经脱下了军装。现在，悬挂在某师荣誉室的战损统计牌上，依然清晰记录着那个触目惊心的数字：“三天，13000人。”它静静地提醒着后来的人——胜利，绝不是轻松就能得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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